王一鸣：没有合理的增长速度，高质量发展就很难实现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于2022年12月28日举行，主题为“为什么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出席并演讲。 

　　王一鸣称，在讨论高质量发展时，有一种比较常见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趋势性下降了，所以很难追求发展速度，应该追求发展质量。他指出，这种说法隐含其中的一个潜台词——速度和质量似乎是此消彼涨。

　　“事实上，没有合理的增速，高质量发展就很难实现”，王一鸣强调，从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增长经验来看，往往在高速增长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也比较快，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比较大的阶段。所以，比较高的增速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更重要的是，高质量发展本质上也是经济转型，随着增速放缓，各种风险也会水落石出。没有合理的增速，各类风险就会集中暴露，提高发展质量也无从谈起。所以，速度过低也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他说。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一鸣：未来五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起步期，说它关键，关键在于起步，也是中国经济转型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所以，它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目标具有关键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现代化。二十大报告明确，到2035年，我国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未来五年的主要任务，今天讨论的是经济发展目标，从经济的视角看，最核心的指标是人均GDP迈上新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首先要进入到发达国家，要迈过发达国家的门槛，才能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第一，迈过发达国家的门槛，大家比较有共识的门槛值是2万美元，2020年我国人均GDP1.04万美元，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不考虑汇率因素，到2035年人均GDP如果能够翻一番的话，就能达到这个门槛。这个以前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不考虑价格因素，不考虑汇率因素，人口因素，因为中国人口在今年或者明年很可能达峰，达峰后大体会维持在一个高平台期，一段时间保持在14亿人口这个平台。所以，这意味着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人口因素大体也可以忽略，这就意味着未来2021-2035年GDP年均实际增速要大体达到4.7%。按照一般的趋势，前高后低，“十四五”应该保持在5.5%左右，后十年达到4%左右。受疫情冲击影响，过去三年（2020-2022年）年均增长率大体在4.5%，低于要翻一番年均4.7%的增速，这意味着它形成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需要未来经济增速的提升来弥补，这是首先要迈过发达国家的门槛。

　　即使达到2万美元，距离中等发达国家还是有距离。现在缺乏中等发达国家的明确定义，按照世行标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大概是4.8万美元，把一些小规模经济体刨除掉，平均水平也在3.5万-4万美元，到底取平均值还是取中位数也是有不同的讨论。如果按3.5万-4万美元的水平，我们靠经济增速提升达到这个目标显然是做不到的，所以，还必须要去考虑价格因素和汇率水平的因素。从国际经验来看，汇率水平随着后起追赶国家在进入到一个比较快的上升过程中，汇率水平都有明显的上升，所以，还要考虑汇率水平，我们不能拿日元大幅贬值来认识这个问题，它可能是阶段性的大幅贬值，日元也有大幅升值的时候，《广场协议》美元就是要压日元升值。因为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是一个现价的人均GDP。所以，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改善经济基本面带动汇率提升，这也是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重要条件。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是动态的，我们要达到的是2035年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现在说的这些指标还是现在的水平，2035年发达国家的门槛值还是2万美元吗？所以，还需要一个动态的视角。这就要求我们，一是尽可能争取经济比预期速度更快增长，另一方面也要推动经济质量的提升来带动汇率水平提升，这就是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通过这两方面来实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只要中国坚定不移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坚定不移的推进改革开放实现这个目标还是有条件的。

　　第二，在讨论高质量发展时，一种比较常见的观点，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趋势性下降了，所以很难追求发展速度，应该追求发展质量。这种说法隐含其中的一个潜台词，速度和质量似乎是此消彼涨。事实上，没有合理的增速，高质量发展就很难实现。因为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经验来看，往往在高速增长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也比较快，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比较大的阶段。所以，比较高的增速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高质量发展本质上也是经济转型，随着增速放缓，各种风险也会水落石出。所以，没有合理的增速，各类风险就会集中暴露。所以，提高发展质量也无从谈起。所以，速度过低也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未来五年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有几个关键性因素，我说一下。

　　一是从供给端看，经济增长怎样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可能是维持中国经济合理增速的关键。进入到高质量阶段，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条件和边际产出都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生产函数在发生变化，同时，资源环境的约束也在强化，不可能像过去高速增长阶段那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所以，必须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依靠生产力提高，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维持中国经济合理增速。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这个也有很多研究，用宾州大学数据库佩恩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大体在过去这段时间维持在美国的40%左右，日本和韩国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分别达到过美国的80%和60%，日本这些年明显回落，回到60%的水平。所以，2035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能否上升到美国的60%的水平，这是衡量我们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要达到美国60%的水平，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提升要明显高于美国，美国过去十多年大概维持在0.75%-1%的提升，我们要达到美国60%的水平大体要达到2.7%的增速，这一难度是很大的，这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速的贡献要超过50%，所以，这就是对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改革推进，怎么推进全要素生产率需要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来推进。时间关系，这里不展开了。

　　二是关于人口老龄化，这是从需求端对潜在增长率带来很大影响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达峰。2021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2.67亿，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8.9%，2025年突破3亿人，占比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不光对劳动力供给带来影响，还会对需求端居民消费倾向带来影响，有人比喻老龄社会往往是一个低欲望社会，对消费也会形成重要制约。大家都认为2023年很可能是一个人口峰值，比过往大大提前了，人口达峰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锚发了变化。以前说供给侧新常态，来推进供给侧改革，人口达峰意味着需求侧也会逐步进入新常态，在需求端会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带来影响。

　　三是外部环境中美博弈和科技脱钩。中美博弈可能会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今后五年中美博弈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期，美国陆续出台了一些大的战略和法规，比如创新和竞争法案，明确要保持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先两代的竞争优势，芯片和科学法案加大了对半导体相关的设备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未来科技脱钩相对来说是一个趋势性变化。关键这种脱钩是不是一种稳定的态势，会不会向其他领域延伸，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大的不确定因素。这三个方面对潜在增长水平，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都会带来最关键性的影响。

　　第三，科技创新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什么是强国？对大国而言，科技强才是强。近年来，中国科技突飞猛进，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排位已经提升到第11位，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科技创新还是有短板和弱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原创能力不强，由于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重大原创成果偏少，引领前沿突破的源头技术储备不足。这是一个短板。

　　二是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过去技术追赶时主要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来推动产业技术进步，这套模式对终端产品领域形成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百万千瓦水轮机组，高铁工程机械、通信设备，但是，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等中间品依然是短板，要突破这些短板又有利于原创能力提升和基础技术突破。

　　三是科技领军人才偏少，我国科技队伍是全世界最大的，但是，领军人才特别是顶尖的科学家相对国际比较来说，相对我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来说还是偏少的，这又跟人才激励机制不健全有一定的关系。所以，面向未来在科技创新上，在战略上、路径上也需要有新的调整，要从过去的技术追赶，现在也要在局部领域构建这种优势，来形成不对称的反制，这是在战略上需要调整的；要从过去注重终端产品的集成创新，转向中间品，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中间品创新，这对体制上、创新模式上会有不同的要求；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增强原创能力最关键的还是人才，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统筹考虑，三位一体来推进科技创新，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怎样通过这种模式来加快人才的培养，带动基础研究，核心基础原创能力的突破，同时实现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构筑人才中心，特别是推动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改革，来释放科技人员的创新潜力，这些都至关重要。

　　我就说这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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